第4章

·红一方面军奉命再攻长沙，毛泽东孤掌难鸣。橘子洲头，两军斗智斗勇；为破电网，红一师尝试火牛阵。方面军撤围长沙，毛泽东苦口婆心说服“钦差”攻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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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得而复失，让在上海的李立三和向忠发好生失望。于是，要求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的一纸命令，通过地下交通线传送到了湖南的永和市。

毛泽东此时感到进退维谷之难。执行这一指示，且不说成功的把握有几成，便是一攻即克，其意义究竟何在？凭红一方面军三万人振臂一呼，中国就能变成一片红色了吗？毛泽东对严酷的现实看得很透彻。可偏偏有个大嘴巴的小老乡李立三爱做这种梦，又要拉些人去梦里演一些角色。这可如何是好？！不执行这一指示，又将如何面对上上下下。两年前误传他被开除党籍后的事情历历在目，他忘不掉连支部会都无权参加那种尴尬。可是，盲从的事毛泽东从来又不会去做，这就难了。

1930年8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第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方面军军事行动问题时，心情大抵是这样的。

开场白之后，毛泽东别无选择地再次扮演了遵义会议之前他常常扮演的“孤臣”角色。

三军团攻占长沙和退出长沙，都有它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如今情况变了。何键吃了一回亏，这回决不会再让红军轻易得手。三万人去攻四万人守的城池，是兵法之忌。两个军团都经过一场恶战，也需要休整些日子，边休整边寻找机会再做打算。况目，中原大战态势有变。毛泽东昨天从报纸上看到，何应钦的几个精锐师已由京汉铁路运抵河南，蒋系能从江南抽兵北上，证明桂系彻底败了。张发奎脚踩三只船，不会仅仅满足现在的地盘。眼下攻长沙，一种最坏可能是成为何键、何应钦、张发奎三方的靶子。即使攻下长沙，凭三万人也难久守。总而言之，不攻为宜。

毛泽东期望别人在他定下的调子里弹奏，未能如愿。红三军团日前没有执行中央让打武汉的指示，而长沙一攻即下，这次再抗命不遵，彭德怀和滕代远都觉得不好交待。林彪年少气盛，先已为红三军团攻取长沙而不大服气，为一军团没打南昌而有点遗憾，因主张趁着何键三纵队被歼，二、三纵队不及回防，以迅速的行动再攻长沙。朱德与毛泽东合作时间最长，对毛的了解深于他人。四军七大时，搞一次民主选举选掉了毛泽东，结果花县一战，四军损失三分之一。特别是近一年多，所经战事都强化了他对毛的信赖，也增加了他对中央指挥军事能力的怀疑。朱德担心再打消耗仗打掉家底，却又不便直言中央的过失……

《毛泽东年谱》载，毛泽东在服从组织原则，同意试打长沙的第二天晚上，给中共闽西特委、赣西南特委写了一信，并让将此信转中央。信中要求赣西南特委在收到信一个月内，送三万人到长沙，指出浏阳之敌“被我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攻击中，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手了”。信的末尾，还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

这封信没有流露一点对中央的抵触情绪。

8月24日晚，毛泽东同朱德共同签发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25日，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开始行动。这是一次大张旗鼓的攻击作战，丝毫没有隐蔽作战意图的意思。没几天，红军攻长沙的事已吵吵得湖南省老少皆知了。

五年后，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一孔窑洞里向后来因写了《西行漫记》闻名于世的斯诺说道：“那一段时间，我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传奇人物。湖南的农民大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金不论死活要缉拿我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后来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湘潭的农民大都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天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方，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此时的毛泽东很可能还没有近距离看见过飞机，行军时他大部分是和最下级的士兵一起步行，偶尔骑骑马。

8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刚刚进入浏阳镇头，就有侦察员飞马来报：“总司令、总政委，何键这脓包吓破胆了，一见我们来攻长沙，已经做了缩头乌龟，退到㮾梨市、东山一带。”

毛泽东一听，心里就暗叫不妙。这时候已经查清长沙之敌的数量，共有六个师另一个旅，比红军总数多出近两万。何键在近三个月内，连续两次败走长沙，这次卷土重来，自然重视长沙城的城防工事，二十天来，征了几万民工加固了长沙城外工事。以三万人破城，希望微乎其微。

就在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进抵长沙近郊的同一天，8月29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在武汉召集的湘、鄂、赣三省军政首脑会议刚好结束，会议决定了以军事为主，配以党务、政务“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的方针。这次会议可以视作蒋介石把红军视作心腹之患的开始。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却来强攻长沙了。毛泽东和朱德经仔细研究后，为争取战场主动，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战法，在长沙城郊待机。

还是在8月2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长江局就中央要求再占长沙也给红一方面军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指示信。李立三的地位十分稳固。

何键一直没把彭德怀的红军放在眼里，认为上次被彭德怀攻破城池，是因为大意。这次一见红军再来攻城，遂下毕其功于一役之决心，企望把红军全歼以雪一月前破城之耻。为达此目的，他决定采取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在红军主力到达前，将自己的主力部队秘密向易家湾转移，企望以少数部队依据石马埔、黄土岭一带坚固工事钳制红军，而后以其主力侧击红军主力。

双方的作战方针，导致了战役开始的最初谁也无法把对方纳入自己作战预想的相持状态。

8月31日，红一、红三军团使出各种手段，并没把守敌引出工事。红军想等敌主力出工事后再投入大量兵力，进行的都是佯攻；何键部一看红军攻击阵形，知对方未尽全力，也按兵不动主力。

2

刚刚成立一周的红一方面军，无法进行这种难以预料结果的消耗战。9月1日，红一方面军决定总攻长沙，以打破僵局。在方面军的总攻命令中，红四军和红三军的任务作了交换。从战役角度考虑，留下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作机动，可以把握进退的时机。如战役进展顺利，四军可以迅速跟进，作为第二梯队攻陷城池；如失利，可以外抵敌援兵，使全军从容撤出。

9月2日，红一方面军冒雨向守敌发起全面进攻。激战三个多小时，攻城部队只攻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

红三军第一纵队一千余人在纵队政委刘作述的率领下，于9月2日上午9时许攻占莫家岭，逼近乌梅岭敌主阵地左翼。先头部队看见敌阵地第一道防线外出现一道网形屏障。这个网由铁丝做成，大部分战士不知这是何物，又有何用，遂停止前进。刘作述得报后，笑道：“破这东西不难，可惜没有钳子。架人梯也可以过去。”

先锋连刘二柱连长见敌人第二道防线离铁丝网尚远，带领全连七八十人呈扇面逼近铁丝网。刘二柱喊了一声“搭人梯”，十几个战士猛地扑向铁丝网。预想不到的情景出现了，十几个战士一接触铁丝网，都被紧紧粘住，不一会儿，身上都冒出烟来。刘二柱去拉一个战士，刚触到战士的胳膊，就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拖了过去。没来得及喊出一句话，身上也开始冒烟了。剩下的战士见此情况，大叫着朝后退散。

刘作述听了战士们的描述，眼泪扑嗒嗒地落了下来，挥拳擂着自己的头道：“这是电网，我怎么事先想不到呢？刘作述呀刘作述，你这是失职呀。想什么办法破了这道电网呢？”

第二梯队带着炸药包冲上去时，已经无法接近铁丝网了，敌人的几个狙击手躲在几个死角里用四挺机枪专打拿炸药包的红军战士。这个方法没用了。这时，红军尚无重型武器，刘作述的第一纵队只能望着电网干着急。捱了一个多钟头，刘作述看见后续部队赶着一群水牛来了。

刘作述问道：“你们带水牛来干什么？”

一个十七八岁的白脸军官答道：“敌人第二道防线都布有电网。黄军长让我带牛来助你破敌。”刘作述一拍大腿道：“这书算是白读了。战国时田单就用火牛阵打了大胜仗。快找些油和鞭炮来。”

下午3时许，红三军一纵队的火牛已经准备停当。刘作述一声令下，牛尾上拴的鞭炮乱响起来，十几头牛朝着敌人的铁丝网疯跑起来。开始的几十米，水牛都朝着铁丝网跑着。就在这时，乌梅岭上的敌人迎面朝牛群放了一阵乱枪。水牛遭此惊吓，都改变了方向，四散逃命去了。

火牛阵也失效了。

刘作述急红了眼，随即大喊一声：“给我冲，冲过去——”几百红军在刘作述的带领下向敌阵地发起了一次强攻。这次攻击仍没奏效，红军战死一百多人。刘作述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只说了一个字：“撤——”

激战一天，红军都没突破敌人的电网防线，总攻没有奏效。

何键在省政府得知红军进攻受阻后，于当晚召集守城部队团以上军官开会布置反攻。何键用三声大笑作了开场白，突然间他收起笑容咬牙切齿道：“毛润之、彭德怀，乳臭未干，也敢跟老子斗。这回我要让你们知道姜还是老的辣！共匪进攻受阻，本主席决定明日拂晓进行全面反攻。具体布置如下：独七旅由湘江西岸观音港渡河向大托铺、跳马涧攻击共匪侧背；新三十一师、第十九师两个团、第十六师一个团向东山抄击；新五师、第七十七师分别由杨家山、湖绩渡出击；余下各部坚守各要塞，以强大火力支援出击部队。攻击时间为明晨5点整。”

何键挥师出击，正中毛泽东、朱德下怀。一场决斗开始了。若按何键此部署执行，红军在战略上就会处在劣势。然而，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何键的新五师和第七十七师竟抗令按兵不动，红军就取得了战场的优势。

双方激战十二个小时，何键丢了一个多团共两千余人。9月4日，何键再次下达命令，让各部坚守待援。

红一方面军诱歼敌人的计划不能连续实施了。

毛泽东和朱德在许家冲方面军总指挥部度过了四个不眠之夜，战局仍没有丝毫的改观。8日晚，朱德看看毛泽东说道：“看来你是对的。几天下来，伤亡已经两千多了。你看是不是该撤了？”毛泽东背着手踱着步子，等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似地说道：“现在撤，谈何容易！攻长沙是中央定的事，这样撤下去，明后天又要吵吵着要再打。出现这种情况，你我都不好再做工作。三日一战，何键也尝到了苦头，等他是再也等不到了。”朱德急着追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睡一觉再说吧。”毛泽东伸个懒腰打个哈欠，走过去躺在行军床上，随即就传出了微微的鼾声。

朱德摇摇头，坐在一把竹椅上，盯着黑黢黢的屋顶发呆。这一夜，他想了很多。仔细想过了和眼前这个高个子湖南人共事的种种细节，朱德对解开目前的难局又充满了信心。在这种时候，心无破敌成算，神仙怕也睡不着觉的。

谁知毛泽东一觉醒来，不言退而言攻。

毛泽东睁眼一看，朱德还在椅子上端坐着，站起来道：“眼下只能硬着头皮强攻一次。万一侥幸攻破了长沙城，皆大欢喜。再攻两天仍无效，认识认识打何键的艰难，将来打起蒋介石，就会顺手起来。”

“你不是说何键在等救兵吗？”朱德也站了起来：“再把主力全投进去，敌人援兵一来，想走就不大容易了。”

毛泽东道：“敌人来得不会太快，等他们到了湘潭、株洲，撤起来也少费口舌。如果能拿下长沙，转身又可打得着敌援军。我看今天晚上就施行总攻击。五军、八军攻向二里牌，一军团三个军再攻乌梅岭。把十六军渡过河进至㮾梨附近，牵制雷公岭之敌。你看怎么样？”

朱德哪里不明白占㮾梨是为主力红军留退路，不由感叹道：“用心良苦，用心良苦。不用事实讲话，吸取教训也真难！”

毛泽东神色黯然了，眼睛里似闪着泪光。

9月10日晚8时，红一方面军倾全部主力再次向长沙外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据战史载：指战员冒着敌军的炮火，英勇地向敌军阵地发起攻击，前赴后继，顽强拼搏，激战至11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

11日上午，敌援军三个师已进至湘潭、株洲一线。毛泽东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通知各军召开前委会，各纵队长列席。

中午，红一方面军大半高级将领又一次汇聚在一起了。很久没人说话，会场闷得仿佛一点就要爆炸。

此时不说也清楚了。再攻长沙失利，不是将士不用命，不是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而是眼下确无攻占长沙的实力。孙子说，十倍而围。这次不足一倍也围了，而且围了十几天。兵力损失十分之一，战死一个纵队长，一个纵队政委。再耗下去，后果谁都明白。

“为着中国革命大业，各位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日后才成了大将军。”毛泽东说着，一锤定音：“撤围长沙！我向中央解释！知我罪我，由他李立三。”

命令随即下达：明日做一天准备，后天梯次退至株洲、萍乡地区，就地转入休整。

谁都想做鲲鹏一飞九万里，可得先要长出鲲鹏的翅膀来。

3

毛泽东在前指总前委碰头会上当机立断，使红一方面军撤出危险境地。当时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时过境迁，浓烈的硝烟和血腥气渐渐散去，反思开始了。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中央相悖，这在红一方面军已经不算秘密。从长沙撤围，红一方面军的目标仍是毛泽东情有独钟的偏远农村。而在那个时候，红一方面军无论攻打哪个中心城市受挫，很大一部分中高级干部还不能从指导方针上去辨正误，留下的反省通常不会超出这样的水准：“城市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外围群众基础差，不能发动起来配合作战，无法断绝及封锁敌人之水陆交通和经济、军事运输；敌人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计八九层，我们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工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一个偶然的发现，使进攻长沙失利的检讨涌起了风波。

那是从缴获的敌档案中发现的一份8月初中共中央发给红一军团的指示，不是原件，是翻印的。其中要求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有此为据，重提进攻南昌和九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一轮内部争论，不乏毛泽东的支持者，坚决要求执行中央指示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但是，这个大多数这一回却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求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派主张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日后写出哲学名篇《矛盾论》的毛泽东终于找出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据军史载：总前委为了统一思想，在株洲、袁州等地连续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总前委最后决定，第一步，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求歼守敌新编第十三师一部，以三军团占领清江等地，截断赣江，阻敌增援，保障红一军团攻击时侧翼安全；红一、三军团主力完成上述任务后，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为夺取南昌、九江准备条件。第二步，攻占南昌、九江。

这一战略方针渗透着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一切布置都是为执行中央指示，可打大仗总得做好准备，巧媳妇难做无米炊。毛泽东寄希望于时间可能带来的转机。

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瞿秋白取代李立三，和周恩来一起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得以恢复。总书记当然还是向忠发这个工人老大哥。

这个会议的文件送到毛泽东等人的手里，尚需进行一次漫长的旅行。红一方面军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只知李立三而不知瞿秋白。一切都在继续。

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中共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风尘仆仆出现在袁州城内红一方面军指挥部。

他是来结束李立三的冒险路线吗？不！他根本不知道中央已经开了三中全会。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几天了，这二十几天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长江局来了军事部长，这一消息引来了众多高级将领。

他们走进方面军指挥部时，周以栗已经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寒暄过了，脸上的疲惫之色一扫而光。“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抄件。”周以栗用小刀划开一只布鞋底子，抠出一个纸团团，小心翼翼地展开……

几声叫好——这是前些天主张在湘赣边休整后再取长沙的那部分人发出的。

原来，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面对中央的指示，主张攻南昌、九江的人没有反驳。尽管攻南昌、九江也是中央的指示，可那是早些日子的旧指示。

朝令夕改，搞的什么名堂！毛泽东按下内心的愤懑，慢慢站起来解释说，一方面军已经按照中央前一份指示，作出了攻打南昌、九江的布置，希望周部长，包括主张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能够顾及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了完成中央交给一方面军的任务，我们百事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周以栗早听说毛泽东难对付，今日一见，果不其然。他无意退让。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加上现场附和的意见给他撑着腰，“我来这里，是奉长江局指示，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指示你们打南昌，你们没打，现在是叫你们打长沙。”

作为长江局的军事工作负责人，周以栗虽然略通军事，但毕竟不像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将领，对战争有着亲历的体验。不能说他不知道打仗要死人，一念之差就会送掉成百上千条性命；可要他明白几万大军的行动方针朝令夕改之弊，还不很容易。

“既然周部长愿意听听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因势利导：“咱们就开个前委会，把攻南昌、九江和攻长沙的各种利弊都讲出来，然后再决定。”

军史载：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总前委在袁州又举行会议，经毛泽东等的多方说服，周以栗终于同意了总前委关于先攻吉安，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再攻南昌、九江的决策。

几经努力，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终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下来。

10月初，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分别进到路口、阜田和黄土街、清江地区。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吉安城赫然出现在红一军团的视野里。

吉安县城自1929年11月开始，一直是苏区红军进攻的目标，在十个月中，赣西南地区地方红军和群众曾先后八次围攻过它。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签发了“4日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3日夜，红四军在第三军尚未进到攻击出发位置，第十二军距攻击位置尚有一天的情况下，即向吉安之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至后半夜，四军一部攻入城中，遭敌顽强反击后被迫撤出。

林彪没抢到头功，反倒引起守敌的恐慌。如果红四军不提前一天攻城，鉴于吉安城被围八次的历史，守敌只会固守。红四军小部队攻入城池后，守军识破了红一军团围占吉安的战略意图，于4日晚在红军总攻前弃城沿赣江逃出。

10月5日，毛泽东、朱德骑红、白两匹骏马入城。此役，没经太激烈的战斗，俘敌两百余，缴获了大批物资和弹药。

红四军军长林彪在军部等待一天，不见来自毛泽东和朱德的任何批评，有点坐不住了。自福建长汀出发后，转战三省，除文家市一战尚可圈点外，四军作为可算平平。吉安早陷苏区包围，在林彪看来，以四军实力，可一攻而下。当他看到朱、毛签发的命令中没要求总攻前不准攻击后，遂下决心吞下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没想到这块肉太烫，咬进牙齿间又不得不吐了出来。朱、毛越不见责，林彪心里越是不安。

10月5日夜，林彪带着一名警卫员去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正在灯下翻阅缴获的各种国民党军政文件资料，一见林彪来访，马上起身招呼，又让贺子珍端上一盘蜜桔。

剥了两瓣桔子吞下，林彪吱吱唔唔道：“这次打吉安，四军没有打好，让敌人溜了近两千。”说罢，垂着头等着挨训。

毛泽东没有苛责林彪，只对他说，想抢头功没有错；发现军团命令中没有规定不许提前打而能独断专行，显见大将风度；攻城失利后能审时度势迅速撤出，不计一时得失，善于用心打仗也十分难得。

“中国如今需要远大的理想，更需要坚定的行动者，而不是幻想家。”毛泽东说：“你当团长是我提议的，当军长也是我提议的，希望没看错你。”

林彪诺诺应着。

毛泽东突然问道：“你认为攻下南昌有几成把握？”

林彪思索片刻说：“有三分吧。”

毛泽东大手一挥，“一分也没一分。就是攻下了，能守住吗？不过，将来我们不但能攻下它，而且能永远守住它。”

4

1930年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召开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毛泽东、朱德、曾山等五十三人为执行委员，本地人曾山为主席。退出长沙前，红三军团曾宣布李立三为湖南省主席。

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已经落幕一周多，李立三正在上海接受批评并作自我批评。不过，省政府公布的告示里，唱的仍是李立三定下的调子。

尽管毛泽东内心里深知攻打中心城市是进了一条死胡同，但他身不由己，还得去走。

10月13日，毛泽东同朱德在吉安签发了红一军团移师北上的命令，规定红一军团向袁水流域推进。

此行的目的仍是“相机攻取南昌”。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末尾，对即将进行的行动作了很有可能是为了不被李立三挑剔的解释，他报告说：红一军团于10月18日可抵清江与红三军团的红五、红八军汇合，尔后“即行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里将有大规模的决战”。

据《毛泽东年谱》载，10月17日，毛泽东同朱德率一军团进抵峡江，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对时局的估量和行动问题、土地问题。三天前，毛泽东报告说立即发起抢占南浔线的作战，而在这次会上讨论时局问题时他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会联合起来进攻革命。”

这种高瞻远瞩的分析，在当时可以说目光独具。李立三倡导的冒险，就是以军阀混战会没完没了这一判断为前提的。

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毛泽东又指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面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从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中，今天的人们不难看出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和人民战争的理论雏形”，但毛泽东在这次总前委会上仍是曲高和寡。《毛泽东年谱》载：“10月19日，鉴于部分军团、军的领导坚持要进攻南昌，同朱德在峡江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先歼高安敌旅，占领高安。部署红三军团于24日占领高安城，红一军团第四军协助歼敌。”

名不正则言不顺，自古皆然。

何况，在总前委会议召开的途中，湘东特委的特派员也赶到了峡江，再次重申了中央要红一方面军攻打南昌的指示。

让后来人咀嚼不尽的是，就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开会的同一时间，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这次会上正式得到以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肯定。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人民战争的重大理论问题了。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质性问题的认识总是超前一步，高人一筹，但那时他在党内的排名又总在第十位以后。八七会议后，当过政治局候补委员。过了半年，因没带秋收起义的残兵去攻长沙，被开除出政治局。六大，只当选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此时握有兵权，可这个权又被他自己定下的“党指挥枪”的铁律约束着。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影响力也不在全局方面，前几年只能影响红四军，几个月前才有影响一个方面军的可能。

历史还在选择着。

10月22日，毛泽东随一军团到达清江地区。红军还在赣江以西，还在毛泽东称之为两江相夹的狭窄区域里。他只能寄希望于时局的变化。

这天晚上，毛泽东得到一个确凿的消息：蒋介石在山东、河南大败冯玉祥和阎锡山，中原大战蒋介石获胜已成定局，蒋介石一些精锐部队已沿京汉铁路南下，目标很可能是红一方面军。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大胜后，红军已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选着中心城市去打了。长江南岸原先坐山观虎斗的军阀，此时必将以实际行动向蒋介石表明态度。打红军是他们不用学就会的“秋波功”。

毛泽东敲开朱德的房门，讲了上述情况后，以毋庸商量的口吻道：“形势危急，高安不能打了。如今两个军团相距太远，我意一军团迅速北上靠近三军团，以应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