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 研究的缘起

本书是一项断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在当初就规划完整的研究，而是分别在三个时期按照各自的问题意识成文的研究。

基于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兴趣，我199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以“士绅惯习与教育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为题，通过对湖南近代社会史和教育史的爬梳，研究了废科举、兴西学的过程是如何牵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的。正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一般是从1840年开始，但这种书写带有浓厚的“冲击—反应”模式的痕迹。如果从“中国中心观”来看，在长时段的意义上，中国近代发生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早在明朝到清朝中期前就已埋下变因；而在短时段的意义上，中国社会巨变的来临又比1840年要晚得多。孔飞力的经典研究表明，作为旧秩序即传统中国的衰落是自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1864年才开始的。如果说1864年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巨变的第一个历史节点，那么，1895年的甲午战败和1905年的废除科举就构成这场巨变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节点。我这篇论文研究的正是从1895年到1905年再到民国元年教育场域发生的巨变。1895年前，科场是帝制后期的社会支配关系赖以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个重要场域，支撑着科场场域的是我所谓“士绅惯习”。但自1895年后，士绅惯习开始不断遭到严重的冲击，并由此影响到了原本以科场为中心的教育场域。这个影响过程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95年到1905年，在此期间，新旧两种文化资本在科场场域展开竞争，由此导致了士绅惯习的衰变，并最终造成了科场场域的终结（其标志性事件是1902年《壬寅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的先后颁布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停废）。第二个时期是从1905年到1913年，在此期间，科举被废、学堂遍立，新文化资本占据了教育场域的主阵地（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虽然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了权力的重组，但并没有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如果说科场场域实现的是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内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内部整合，那么，新式学堂崛起导致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化与瓦解，而传统的士绅惯习则突变为新式学生的“反体制冲动”。这种反体制冲动虽然瓦解了科场场域的存在基础，却只是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去合法化的惯习，因而，取代科场场域的并非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场域的学校场域，而是一个与权力、政治与革命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后科场场域”。我从硕士论文选摘了小部分内容先后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和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后文在收入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时，扩充到了五万多字的篇幅。今天回过头来看，虽然最近二十年来有关科举的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尤其是在2005年科举废除百年时更推出了一批关于“科举学”的研究著述，湖南的近代教育史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但平心而论，我运用社会理论的眼光和社会史的方法，对湖南近代教育场域变迁的分析似乎并没有完全过时。我在将该文纳入本书上篇时，参照原来的硕士论文原稿，并根据目前最新的史料及研究进展，做了大幅度的增补和修订工作。

我在第一项研究的文末，曾提到蔡元培当选北大校长后力图塑造一个全新的教育场域的努力。不过，因为我随后的博士论文转向对大河移民上访的研究，所以，当时没有紧接着展开这个主题的后续研究。直到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引发的争议，刺激了我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传统的反思，由此专门抽身研究蔡元培整顿北大的历史。如果说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政与学之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话，那么，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也”为宗旨，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手段，努力使北大广泛接纳学有专长的人才、全面打造学术研究的体制、深入塑造学术所谓“科学的精神特质”，从而使一个独立于政治的“学术社会”逐渐得以孕育、催生和成熟。因此，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实际上是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展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果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时期也正是从《壬子癸丑学制》过渡到《壬戌学制》（1922）的时期。学界已有众多关于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研究。我在研究中借鉴了这些研究成果，但将重点放在目前尚少有人采用的社会史的分析思路。我对蔡元培治校期间的诸多重要事件，比如蔡元培与林纾之争，北大师资从重地缘到重学缘的演变，蔡元培在北大期间的八次辞职，蔡元培对三类学生运动的不同态度，蔡元培对洪堡所谓“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理念在北大的应用及其面临的难题，都从社会史的角度作了一些可能不失新意的分析。我的这项研究先以较为简略的版本刊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和甘阳、李猛主编的《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而六万多字的全文刊载于《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编的《教育与现代社会》（《思想与社会》第七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该文收入本书中篇时又作了若干修订和增补。

历史的进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蔡元培时期的北大虽然一直采取“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但到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裂变。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北大在这次运动中一马当先，一代新青年由此崭露头角。但“五四运动”对蔡元培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也隐微带来了某种挑战。“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被免；随后陈独秀就因为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而自动脱离了北大。陈独秀从北大离职固然有众多因素，但政治的激进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另一方面，1919年被蔡元培破格请进北大执教的梁漱溟对北大只重知识而不重人伦和实践的西式教育渐生不满，先后几度请辞而被蔡元培挽留，直到1924年最终离开北大，去山东菏泽接办省立第六中学，谋求将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新教育实践。陈独秀和梁漱溟从北大的离职，标志着“兼容并包”并不能完全解决新教育场域塑造中学术与政治之间、学术与伦理之间的张力。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高等学府里面的学与政尚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相互推拉的局面，那么，在某些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与政治、学生与革命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密切。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两代学生尽管表现出了相似的“反体制冲动”，但在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了代际变迁的特征。

与新教育场域的这个迂回有些相似的是，我自己的研究也出现了某种戏剧性的迂回。我自出版《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以来，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研究过蔡元培外，主要精力都用在对大河移民的延伸研究上：先是追溯了大河移民的“史前史”，从毛泽东时代村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来理解大河移民的精神气质的成因；而后又将研究时段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后，分析大河移民在社会抗争形式和手段上的新变化，并将其与其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抗争行动进行比较。我2011年出版《“气”与抗争政治》后，围绕大河移民的六十年村庄政治史的研究终于告一段落。在对自己及学界的经验研究的反思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如果始终停留在田野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双峰对峙局面，如果不能将国家、政党与历史的研究纳入研究视野中，那么，诸多经验现象都会因为被人为抽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难以得到深入、贴切的理解，“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势必大大萎缩。西方古典社会学的奠基，是与对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甚至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文明都相当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发生史”的研究，应该是激发中国社会学自主性的一个重要的灵感源泉。为此，我从2012年起开始尝试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结合中共党史、社会史、民国史的材料，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特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文化传统。基于江西在中国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心地位，我决定先把江西大革命史和江西苏区史作为研究对象。又鉴于中共早期党团员几乎都是新式学校的学生，因此，我最初的着手点是从江西20世纪20年代的中等学校切入对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理解。而如果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也正好是从《壬戌学制》（1922）演化为《戊辰学制》（1928）的时期。我通过这项研究表明，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一些由“国民党系人士”控制的中等学校营造出结社自由和追求进步的浓烈氛围，为中共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而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的不同类型又促生了中共不同的组织结构。我这项研究的一个简略版本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上，收入本书时篇幅从两万字扩充到四万多字。在文稿基本完成后，我又于2015年年初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补充了一些史料，最终将文章定稿。

而我是在基本完成第三项研究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它与我以前对新教育场域的研究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从19、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五个学制方案先后出台的时期。尽管本书并非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史或教育思想史的专门研究，但将这三个研究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从1895年到20世纪20年代新教育场域重要的变迁轨迹。而我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虽然才开始起步，但现在似乎可以通过本书对我这二十多年的学思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这即本书的缘起。

二 新教育场域中的政与学

在分述这三项研究的缘起时，我实际上已经点出了这些研究的内在关联点。现在我再对此稍加阐发。

本书所谓“新教育”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制度结构上讲的，即科举停、学堂兴；书院改为学堂，再改为学校——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制度巨变。第二层含义是在制度精神上讲的，即在教育制度变迁背后的教育理念变迁。前者是人所共知的，而后者在学界尚存在歧见。所谓“新教育思想”之“新”究竟在什么地方？一种观点以罗兹曼、苏云峰为代表，认为新教育是从精英主义、道德化的传统教育走向了实用化、科技化、大众化的现代化教育。另一种观点以丛小平为代表，认为新教育场域尤其是晚清兴起的师范学校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场所，既是乡村青年通向现代世界和国家民族的桥梁，也是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渗透整合的通道。这两种观点显然是现代化理论以及国家—社会理论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并没有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来贴切地理解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熊春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不是在清末改革中而是在蔡元培的新教育实践中实现的，其新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教育超轶于政治”。在我看来，他的这种观点已经触及新教育思想的内核，但他并未能充分展示蔡元培所谓“教育民主主义”与“五四运动”之间复杂的张力，未能深入揭示新教育场域在政与学之间所面临的某些基本难题。

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本身的内涵来说，其基本精神是德性教育；而如果从布迪厄所谓“场域”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教育场域的基本特点是“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的传统。读书人通过“修身”“齐家”，希望最后能够通向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传统教育的重心放在为统治者提供优秀人才上。士阶层不仅以文化主体自居，更发展出了高度的政治意识，造成了学与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密不可分。因此，当严复1898年提出治学与治事不能相兼，“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当梁启超1902年道出“天地间独立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实际上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所谓“新教育”的实质在于政与学的关系重构。不过，这些在当时甚为微弱的呼声为革命的浪潮所淹没，更何况这两位那个过渡时代最著名的代言人自己也没有做到治学之独立。真正为新教育揭开序幕的是蔡元培1917年开始对北京大学的整顿。

然而，蔡元培所追求的“教育超秩于政治”只是一个理想形态。他在治校期间就屡受学生运动的困扰。蔡元培当然并不是对学生运动一概采取反对态度。在他看来，学生“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对蔡元培来说，学生卷入政治，只能是在“一发千钧”这样的非常态情况下。但是，自清末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始终处在战争状态，“一发千钧”的非常态变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常态。因此，新教育场域的塑造走向，不仅取决于学校里的校长和师生的行动，更取决于政治场域的局势变化。正所谓“这一代的政治培养出这一代的学运，这一代的学运反映出这一代的政治”。从“五四”到北伐，整个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的政治化色彩日益浓厚，从“五四运动”的注重外交问题转而注重内政问题，从学生运动独立成潮到与政治反对运动合流，从学生运动到由政党主导的“运动学生”。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为了革命既相互争夺学生运动的主导方向，又在某些情形下共同助力于学生运动的激进化。本书下篇所研究的江西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等学校的植根发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

三 新教育场域的不同维度

因为本书是对新教育场域的三个个案研究，尽管其主题有着内在的关联，其时间大体前后相续，但由于它们原系三项相对独立的研究，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个案之间的差异性略加讨论并加以勾连。

首先，不同教育层级的差别。在本书上篇所讨论的时限（1895—1913年）里，全国的大学寥寥无几，湖南境内也仅有一所高等学堂（即由岳麓书院改制而成的湖南高等学堂），所以，我对新式学堂的讨论以高等学堂以下的中初级学堂为主，旁涉湖南高等学堂。本书中篇以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而本书下篇主要以南昌二中和南昌一师为研究对象。政、学的张力在不同层次的学校表现出来的强度有所不同。对大学来说，这种张力的强度最大。一方面，大学作为担负着学术创造使命的教育场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其问道为学常常形成较强的传统；另一方面，大学生的社会使命意识比中学生更强，对政治的敏感度也更高，介入政治的资源更广，从事政治的能力也更强。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大学数量还很少的情况下，一所大学里往往既有较强的学术风气，也可能同时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而中学和师范学校则因为各自面临的校园环境的差异，容易在向学与革命上形成一边倒的趋势。比如，同样是20世纪20年代江西省最著名的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即“南昌一中”）与南昌二中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前者有着更浓厚的学术风气，而后者则因为与国民党系人士的渊源成为江西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学校之一。又如，在省立中学与师范学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省立中学常常是通向大学的台阶，因此对学生的学业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而师范学校则因为生源多是来自贫寒之家的优秀学子，毕业出路大多是回乡当小学教师，他们既对个人能力有优越感，又易生不平感，因此更易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革命道路。

其次，不同世代的差别。本书研究的是1895年到1926年的新教育场域，涉及好几个世代的知识分子。上篇研究了传统社会最后两代士绅（其中包括1895年时已进入上层队伍的“1895届上层士绅”以及1895年时仍处在下层地位的“1895届下层士绅”）及第一代新式学生（这代人一般被通称为“辛亥革命一代”）。紧随“辛亥革命一代”的是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一代”。严格来说，“五四运动一代”又可分为师生两代，其中“五四”老师一代与辛亥革命一代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的。本书中篇所研究的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关涉的就是“五四运动”的这两代人，其中更多是“五四运动”老师代的活动。而本书下篇研究的1921年到1926年的江西中学生，则是“五四运动”学生代的活动。本书研究的时限截止到1926年北伐前后，因为北伐是“五四运动”学生代投入政治的短暂高峰时期，随即学生运动即陷入了消沉的时期。其后新学生与政治及革命的关系已经揭开所谓“后五四时期”的新篇章了。

再次，不同地域的差别。本书三篇研究的是三个地方：湖南、北京与江西。其中，因为北京是当时北洋政府的首都，而北京大学在全国教育界又具有龙头地位，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去讨论北京的地方性对新教育场域的影响问题。需要讨论的是上篇所涉及的湖南及下篇所涉及的江西在地域上的差别。本书对1895届上层士绅、下层士绅及辛亥革命一代新学生的研究以湖南为研究个案，这是因为湖湘知识群体是晚清儒学地域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晚清地方军事化的重镇。湖南既是晚清绅权扩张最为强盛的地方之一，又是诸多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政治、军事人物之渊薮。在传统科举考试中，湖南远非称得上文风鼎盛之区，但在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的嬗变中，湖南民风中的蛮勇与新学堂环境中酝酿出的反体制冲动结合在一起，使其近代涌现的政治军事人物在全国高居榜首。这也使我们对湖南个案的研究在全国颇具典型性。而本书对“五四运动”学生代的研究选取江西为个案，则是出于对另一种典型性的考虑。叶文心在研究杭州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根源时曾指出，以往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北京，但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其实从“五四”开始就存在诸多分支流派。“五四运动”在杭州，代表了与北京的运动所不同的另一种讯息，即不是来自通都大邑对外开放的口岸的求变，而是来自中国内地乡土社会的求变。我们对江西地域的选取与叶文心的这个思路比较相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传播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上海和北京位居全国的中心，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位居区域的中心；而江西位居革命思想传播和组织发展较为迟缓的第三类地区。以往对早期中共的研究多集中在前两类地区。而我们对江西这样的第三类地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五四运动”学生代在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时从中心扩散到边缘的发展脉络。

最后，不同分析侧重的差别。本书所用的“场域”（field）概念，来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并把它与其他两个概念——“惯习”（habitus）与“资本”（capital）紧紧连在一起，旨在克服社会学分析中常见的社会结构分析与社会行动分析的二元对立。本书上篇在分析中力图贯彻将社会结构分析与社会行动分析结合起来的思路，既分析新旧文化资本之间的竞争，也分析士绅和辛亥革命一代学生在惯习上的变化；既从整体上勾勒这两代人的生活史，同时也对若干典型个案进行对比分析。本书中篇在对蔡元培治校的分析中也兼顾结构分析和行动分析这两个方面，其中更偏重行动分析这个维度。而本书下篇主要是从社会结构角度切入对新式学校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联分析，基本上不涉及社会行动的维度，也即不涉及对学生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的分析。之所以有这种侧重，是因为学界以往已有诸多从个人思想切入对中共早期组织的研究，而细致地研究学校本身以及地域社会对中共早期组织的影响则甚为罕见。上篇的研究主题因为较为新颖，所以研究角度较为全面，篇幅也更为充实；而中篇与下篇则本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原则有所偏重，需要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才能更贴切地理解这些主题。

当然，本书三篇毕竟成型于不同的时间，虽有勾连照应，仍有不少疏离脱节之处。尽管我在本书最后成稿时在统合衔接这三篇的主题上作了一些努力，但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四 鸣谢

本书的研究既在时间上横跨二十年，又在方法和材料上涉及多个学科，其间应该感谢的老师和朋友实在是数不胜数，实难在此一一列举。不过，我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孙立平教授、我的朋友李猛教授和我的同事方慧容博士分别给我这三项研究重要的帮助，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和周飞舟教授多年来与我亲密无间的讨论，尤其是在“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上达成的高度共识，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对我贸然闯入史学研究领地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费心对本书提出的翔实的批评和修改意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常保国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社会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的成立、运转和资料收集上所提供的鼎力支持。

我还要感谢马学军协助我查找、收集众多的文献。我也要对曾刊出本书相关内容的各出版单位表示感谢。

本书系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及北京市2016年社科项目（“苏维埃革命中的政党与地方精英”）的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